“五一口号”在我国多党合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大连与这段历史有着很深的渊源，当年一大批滞留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都乘船经“大连通道”秘密北上，安全抵达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大连见证了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选择，也因为“大连通道”的特殊贡献而载入多党合作史册。

大连建公司开辟海上通道

1947年2月，国民党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发动了全面内战，和谈已陷于完全破裂。当时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处长的钱之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准备去香港，继续扩大对内对外的工作，加强解放区与香港的经济联系，同时接运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到解放区，为建设新中国做准备。

1947年9月，钱之光来到大连，在天津街靠火车站的附近找了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后为大连木材公司办公楼）作为落脚点，办起了中华贸易总公司。

当时党在大连还没有公开，党的工作一般都是秘密进行的，因此中华贸易总公司没有挂出牌子。但就在这座楼里，钱之光等筹划了打通香港的航线。这个计划是：在大连租用苏联船只，往返于大连、朝鲜罗津、香港之间，运出大豆、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买回解放区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电讯器材、印制钞票的纸张和兵工生产的化工原料等。当时解放区正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对外交通几乎全部被切断，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建立，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所造成的各解放区物资供应困难，满足大连这个特殊解放区各军工企业为人民解放军各大战场生产炮弹和武器所需的原材料，开辟了一条新的海上通道。那时中华贸易总公司除了设法通过海路采购物资外，还收集国统区的报纸杂志，供领导机关研究敌人动向。许多南来北往的干部也走这条海上通道。中华贸易总公司看起来是做买卖、搞贸易，其中包涵的革命内容丰富多彩。

几经转折大连成北上中转站

1948年5月，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连连报捷，国民党反动统治已走向穷途末路。中共中央鉴于由国民党主持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协商）由于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无法继续存在下去。1948年“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在发布的口号中，提出了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一号召立即得到热烈响应和赞成。当时大多数民主人士滞留在香港，将他们安全地接送到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成了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最重要的工作。

由于人手不够，周恩来将钱之光的夫人刘昂从延安派到大连来接替钱之光，让钱之光去香港主持接送民主人士的工作。钱之光到香港与我党的联和公司接上了关系。经过一番筹划，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十几位民主人士，由章汉夫陪同，乘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租用的苏联货船经朝鲜罗津，转道去了哈尔滨。

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同志们。他们在大连又租用了一艘苏联货轮，装载从解放区运到大连的货物和一些黄金南下。

钱之光去香港的任务虽然是接送民主人士，但需要用经贸工作作掩护。他们在香港港脚的我们党于1938年建立的联合公司的机构和办公地址已不能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了。钱之光便在香港皇后大道毕打街毕打行另租了几间大的写字间，成立了香港华润公司，由杨琳任经理，以后中央决定钱之光任董事长。可以说，香港的华润公司与大连的中华贸易总公司是为了完成运送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这项特殊任务而建立的南、北两个工作点，华润公司与大连是有很深的扯不断的关系。

华润公司在香港从事大笔的买卖，也把大批民主人士从香港送往解放区。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炼成等第二批民主人士，由连贯陪同，从香港出发，在庄河大东沟下船登岸，转赴哈尔滨。

第三批北上民主人士最多，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马寅初、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周恩来同志对这次行动的指示更加具体、周密，电示刘昂和冯铉，这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旅大的有关部门交涉，安排最好的旅馆，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请大连地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周恩来同志就连宴会的席位、座次都有明确的交代，还要刘昂等同志为北上的民主人士准备好御寒的皮大衣、皮帽子、皮靴。1949年1月7日上午，接送第三批民主人士的船到达大连，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去码头迎接，还到他们下榻的大连宾馆看望，民主人士非常感动。尤其听到给他们御寒的衣物是周恩来亲自指示办的，更是心情激动。

巧妙安排李济深安全离港

如果说，整个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工作都碰到不少困难的话，那么，最为困难而又最有传奇性的，莫过于安排李济深秘密离港了。

李济深寓所在香港中环半山区罗便臣道，港英政治部在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派了几个特工人员住在那里，名为“保护”，实则监视。钱之光经过研究，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决定在圣诞节次日的夜间上船，12月27日凌晨驶离香港。

1948年12月26日，太平山下仍然沉浸在节日欢乐气氛中，李济深的寓所也热闹非凡。像平日宴客一样，主人身穿一件小夹袄，外衣则挂在墙角的衣架上。宾主频频举杯，谈笑甚欢。这一切，对门那几个持望远镜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离席到洗手间去，随即悄悄出了家门，在距离寓所20多米远的地方，一辆小轿车戛然停止，李济深迅速上了车，直奔坚尼地道126号被称为“红屋”的邓文钊（《华商报》董事长）寓所。这时，李家晚宴才真正开始。

时钟敲了9响，负责护送李济深的华润公司的杨奇看到岸边和海面平静如常，就打电话照约定的暗语说：“货物已经照单买齐了。”于是，邓文钊的两辆轿车立即出动，将李济深等5位“大老板”送到香港六国饭店对面停泊小汽船的岸边，坐上小汽船，朝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租用的苏联货船“阿尔丹”号驶去。

在“阿尔丹”号上，他们迎来了1949年的1月1日。为了庆祝新年，也为了他们的新生活，所有民主人士都非常兴奋，一起共话未来。同船的茅盾还准备了一个大册子，请大家题字，李济深提笔写下了：“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为什么中央对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特别重视？因为把民主人士顺利接送北上，也是同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较量。李济深先生是民革中央主席，各种反动政治势力想拉拢他，作为政治斗争的资本。白崇禧就写了亲笔信，请他“主持大计”，妄图打他的旗号，由国民党的桂系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由于我们党及时地转移了这些民主人士，不仅保护了这些民主人士，而且粉碎了国民党挟持民主人士“划江而治”和强迫他们去台湾的政治阴谋。

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于1949年9月在北平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了国家领导人，新中国从此犹如初升的太阳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新中国的诞生，其中包含着大连、香港两地许多同志多少紧张的劳动啊！作为当时特殊解放区的大连，为五星红旗的升起作出了重要贡献。